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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进取 & 民国妇女风貌

推荐景点：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 史家胡同博物馆 >> 北京基督教妇女青年会

（注意事项：妇女儿童博物馆需要提前一天预约）

路线介绍

一、妇女儿童博物馆

• 地址：东城区北极阁路9号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于2010年1月开馆，是中国首家以妇女儿童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隶属于全国妇联。建筑共10层，其中4至6层分别为古代妇女馆、近代妇女馆和当代妇女馆。

二、史家胡同

• 地址：东城区（地铁5号线灯市口站附近）

史家胡同形成于元代，在这条仅700米长的小胡同里，居住过众多的历史人物，也发生过重要的历史事件。

53号院——好园

从灯市口地铁站B口出来，向右走大约50米就到了胡同口，进入胡同口后，左边第二个建筑便是53号院的好园宾馆。牌匾上“好园”二字为邓颖超所题，“好”字拆开为“女子”二字，借此暗喻为女子活动之园。这里曾是全国妇联办公地，蔡畅、康克清都曾在此地办公过。

甲24号院——中国妇女杂志社等

继续往前走150米左右就能看见甲24号院的院门，这里有多个妇联附属单位，其中包括中国妇女杂志社、中国妇女出版社等。

1949年4月3日，中国妇女杂志社旗下的《中国妇女》杂志被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确定为机关刊，并于同年7月20日在北京重新出刊。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中国的概念深入人心，重新出刊的杂志更名为《新中国妇女》。在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后，1956年1月刊名又改回《中国妇女》。

24号院——史家胡同博物馆

毗邻甲24号院的24号院，是凌叔华的故宅。凌出生仕宦与书画世家，与冰心、林徽因一同被誉为1930年代“北方文坛的三位才女”。她以短篇小说《酒后》在文学界成名，同时也是画坛高手，她的小说被评论为描写的是“高门巨族的精魂”。

史家胡同24号院是父亲留给凌的陪嫁，也是她与丈夫婚后的居所。她在这里举办画展、邀请民国文化名家交流，后花园成为凌文学创作和举办沙龙的大书房，也就是有名的“小姐的大书房”。1924年，泰戈尔来华访问，凌在这里为他筹措了一场座谈会。凌晚年将这间四合院捐出，如今，它已成为北京首个胡同博物馆——史家胡同博物馆。

35号院——全国妇联老年之家

于24号院相对的35号院，如今是“全国妇联老年之家”，匾额由彭佩云题写。

妇联简史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选举了由51名执行委员、2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举常务委员会17人，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区梦觉为秘书长。组织部长帅孟奇，宣传教育部长沈兹九，生产事业部长张琴秋，妇女儿童福利部长康克清、国民党区工作部长曹孟君，国际工作部长杨之华。

“中华全国民主联合会”1957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1978年又改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

三、 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

• 地址：东城区西堂子胡同33号

1912年以后，随着北京欧美社区女性人数的增加，一些妇女社团也相继出现。这些社团的倡导人、创立人、管理者多为一些身份比较显赫的在京外国人的妻子，尤其是公使夫人等。1897年成立的北京贫困妇女救助联合会（Peking Association for the Relief of Destitute Women）就是由一些驻京外交官夫人，主要是美国公使田贝的夫人（Mrs.Denby），发起成立。

为了帮助中国社区居民，欧美妇女社团也会组织一些慈善、救济活动。欧美妇女社团在北京所主持的各种慈善救济活动中，由北京贫困妇女救助联合会管理的“养老院”，或称“老妇院”，可谓是最成功的了。这个设在西堂子胡同、专为北京本地贫困老妇提供救助的慈善机构，在1900年之前就已成立，1921年左右，已收容了52名65岁至85岁的老妇。

“养老院”里，各项设施基本齐全，不仅有宿舍、餐厅、厨房，还有浴室和医务室。根据美国社会经济学家甘博得出的结论，“养老院”无疑是他们调查过的慈善救济机构中最干净、清洁的，而且这个机构的开销并不大，可以作为北京当地慈善救济机构现代化改造的示范。

晚清民国时期，欧美妇女社团的各项活动，不仅加深了北京欧美妇女之间的互助与合作，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欧美女性与中国女性（无论是知识女性，如女大学生、归国留学生的妻子等，还是贫困的底层劳动女性）之间互动的机会，加深了彼此的了解。通过这些社团活动而形成的北京欧美国家女子社交网，不再圉于欧美人社区的范围，而是与中国的女性，甚至与北京政府机构、官员、警察等也建立了联系。

虽然还不能说女子社交网络已能够完全脱离男子社交网络而存在，但至少北京的欧美妇女们已经具有了独立发展社交网络的能力。这些社团的活动和所做的贡献，不仅对外国人社区的妇女有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北京妇女儿童慈善事业和救济机构的发展注入了有益的现代元素。

晚清的北京，仍有清节堂这类慈善机构，救济对象是守节的寡妇及其幼儿。入堂寡妇越年轻越好，超过40岁的寡妇则拒绝收留，而多把其打发到“恤嫠会”。原因在于国家有政策：寡妇守节20年以上、年龄50岁以下可以确认为“节妇”，并予以旌表。随之而来的为“节妇”立贞节牌坊等褒奖可以提高清节堂的名望。抱持这样的功利心态，清节堂把鼓励寡妇守节作为主要目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不少入堂寡妇并不贫苦，在经济上无需救助，但也进了清节堂，而且生活标准颇高，这就失去了慈善事业“济贫救苦”的本意。

参考资料：

• 《北京的洋市民，欧美人士与民国北京》